司法是在依据某个标准（至少理想上是如此）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尽管对此标准人们可能有时具有不同的理解甚至相反的理解直至发生争议。
其三，单纯的法律论证，因其清晰明确、难以质疑，从而几乎是最好、最有效的抵挡外部法律异议甚至"不予理解的抗议"的话语屏障，而且，因其能够不折不扣地表现法院是在 "依法裁判"，从而也是最佳的保持法院裁判正当性的社会认同的话语运作。"两个对象"和"一个对象"的区别不是决定性的，然而肯定是重要的。
经过开庭和调查，均无证据推翻原告的直接证据。[41] 主张这点的例子，参见傅郁林：《民事裁判文书的功能与风格》，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32-133页。从二审法院的角度来说，它当然会认为自己的就Q1、Q2、Q3和Q4而言的法律论证是没有问题的，"无懈可击"的，而且那是"充分"或者"很有道理"的表现，否则，二审法院是不会将它们写入裁定书的。检察机关以该法官没有听取领导意见自行下判，作为指控不正确履行职责的一个理由，缺乏法律依据。[55] 所有这些现象的原因，也许正是在于，在开始阶段，广义的社会听众通常更为直接关注裁判结果，对裁判论说通常并不在意，然而，当案件本身就已进入争议视线，尤其是当这些听众开始进入争议的时候，对裁判结果的关注就容易（起码较为容易）慢慢转入对裁判论说的关注，于是，在这里也是在这时，与其说社会听众更为关注裁判结果，不如说社会听众更为关注裁判论说，一定要对裁判论说提出若干个"何以如此"的质问，从而当法院提出裁判论说并且面对多样化、地方性的质疑而乏力自圆其说的时候，社会听众也就容易出现对法院裁判的怀疑甚至不予理解。
[17] 本文将这一理由标注为R1，后面其他诉讼各方包括二审法院提出的各种"理由"仅注R及数字，如R2、R3…… [18] 这是原裁定书的概括。如果为了"充分"名义而主张运用其他论证资源尤其是法理资源，则是本文所反对的。试错逻辑和不断转换角色逻辑，两者间，存在紧密的辩证关系。
关于这点，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262页。[48]前注[29]，袁静书，第18~23页。可以理解，就文学角度说，这是故事文学经典式的高潮铺垫策略，即事件的最后结局完全视此问题的能否乾坤扭转。现在，说媒问题渐难权夺。
两作品，虽有刘巧儿婚姻自主的主线，但如原案事件本身所发生的，同样侧重将马锡五审判描绘为事件发展的关键，且热衷渲染这一审判的细节过程，而众所周知，刘巧儿婚姻自主有别于一般中国旧社会抗婚的独特意义，正在于包含马锡五审判的要素，这一要素，即在隐喻婚姻自主的实现或真正解放，注定需要正能量的权力者及权力的有效运用。感受办案者亲和力和权威性具在，当事人和一般群众，更易接受办案者的审理过程和最终决定。
[114]前注[22]，韩起祥书，第2页。另可参见杨永华、方克勤：《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125页。本文更倾向认为，且在此小节已论证，通过文学作品讨论的马锡五审判，作为一种可能的制度再生产的方式，因其含有试错逻辑和不断转换角色逻辑，两逻辑恰面对着深层性法理问题和需处理的关键环节的一般性，故可归属具体与普遍的辩证合作。《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计15篇。
[19]但所涉陈述常是一般概说，联系若干案例亦常是简略说明，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同时或可能也无意从细节上勾画以仔细推敲。[17]参见张慜：司法为民的楷模—记马锡五和马锡五审判方式，《中国审判》2006年第8期，第15页。这种结论，对赞同马锡五审判方式者及质疑者恐均尴尬。[52]前注[29]，袁静书，第10页。
此外，另有意思地提到抢亲或可导致婚姻的基础不稳，实际上，等于从审判结果角度，增添了前述案情因果链条纠结的丰富性和张力。最后讨论一个问题，即有读者可能认为，本文探索的马锡五审判源于文学作品，如此，探索的与之相关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究竟是原本的法律意义的，还是塑造的文学意义的，似成疑问。
从文学作品进入，当然具有风险。但如何面对裁判员的法律担忧？此担忧是：针对封张二人婚姻，婚姻有效则抢亲合理，反之，抢亲无理则婚姻无效，或者，尊重群众意见便难依照法律，反之，若依照法律便难尊重群众意见。
[1]谢觉哉：锡五同志灵右，转引自张希坡：《马锡五与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基于此，概言之，两种偏好各自需收敛且有益互补，实为基层司法应面对的重要格局之一，亦大体不可避免。[110]经此，抢亲包括抢亲引发的处罚，未必导致婚姻失去和睦基础。[l09]另马锡五教育封彦贵，孩子们对你有孝心，老的就要有个疼心。[108]封彦贵也忙回礼，称说哪里话来，都是我不对，亲家不要见怪。[119]反之，不断转换角色的逻辑，意在控制讨论局面，而控制讨论局面，完全可能出现中断场景，即强行制止或无奈放任，且可能令人心生疑窦，即控制者何德何能?其结果，则是角色转换可能沦为无谓的戏剧表演。
第三，关于说媒：①某群众说，媒婆也不对，见天起来，黑口黄牙，尽想得哄人吃人，要是没这号子人，也就少些是非。此再推进的目的，一方面，是丰富对其可操作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在于拓展对这种审判方式可能所应对的深层法理问题和所试图解决的基层司法关键环节的理解。
不断转换角色，意味着纠纷解决者尝试临时的身份变化，以随时调整案件参与者对主审者的心理感受，或觉亲近，或觉感动，或觉钦佩，或觉敬畏。七、审判运行逻辑指向的深层法理问题和关键环节 探索上述运行逻辑，最有益的价值，是触及马锡五审判方式可能所面对的深层法理问题，同时，触及马锡五审判方式可能所欲处理的关键环节。
从文学角度看，人们自然期待的故事高潮，或一个带喜剧色彩的大结局，最终实现了。正缘此，相关信息难免措辞含糊，或一带而过或粗略言之，也使日后微观复盘成为困难。
四、案情文学 1944年《解放日报》的评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介绍封捧儿案时，关于抢亲过程，仅提到张金才纠集张金贵等二十余人，携棍棒为武器抢封捧儿成婚，只字未说张柏参与。[20]参见顾柄枢、张文智：近访‘刘巧儿，《现代妇女》1996年第11期，第6页。就此看，试错逻辑和不断角色转换逻辑，对如何降低审判权力成本，便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常识，基层司法首先要处理庭审中的事实认定。
第三，虽是时代久远的作品，但其预言式地透露了我们今天身边随时仍再现的信息。此理由意味着，两作品相互结合，之中或可令人体会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可能的运行逻辑的具体含义。
最后，如果封张婚姻有效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容易得到答案的选择题，则逻辑上，普通一般群众势必会倾向认为，抢亲是为了一个普通一般群众乐意看到的战胜财富优势的婚姻，一个甚至是可明确得出答案的婚姻，既如此，为何不能认为张金才等人抢亲缘于卖婚，或没有卖婚便无抢亲?进一步，为何不能至少较宽大地处理张金才等人？上述李木庵回复称，张金才等抢亲如属一时情绪激动，又因自家婚姻起事且婚姻已认定有效，可考虑减轻刑罚，这种回复，也暗含了法律思考与此外行思考的类似，即同样指示了一事归一事原则和事件因果关系认定思维的紧张关系。[120]《刘巧团圆》提到，初审后，刘巧儿心里就是不服……打定主意要上告。
[53]前注[22]，韩起祥书，第55页。略带纪实含义、并由研究马锡五审判历史的权威张慜、张希坡任历史顾问的《苍天》之中，张金才成为竭力反对但未参加抢亲的人物，张柏却独自力主抢亲并为主角，后县司法处判处张柏刑罚，而马锡五审判时，也认为张柏错在未通过正式官方途径解决纠纷却私下抢亲，并认同县司法处的定性，仅指出处罚过重。
照顾风俗和人情，父老的意见我尊重，犯法的也要受处分……[94] 除张金才、封彦贵、媒婆、朱姓富人外，一般群众关于抢亲、卖婚的意见，渐趋一致，关于说媒，却显意见犹豫未定，马锡五以此为基础，同时兼顾政府权威和政治治理设想，从法律角度出发以两个决定平衡群众的讨论：①针对抢亲，断定抢亲属扰乱地方惊四邻，[95]以其为理由，使群众讨论呈现的一事归一事和事出有因的纠结关系，最终走向以一事归一事为原则。六、可能的审判运行逻辑 文学中存创作，当时文学且存政治宣传的目的，[117]故其中审判皆大欢喜的结局自然属原审判的真实结果的有意提升。重要例子，张立勇：论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的继承与发展，《人民司法》2009年第7期，第24~26页。当然可认为，支持办案者一事归一事偏好，有利于标准、现代式的司法过程建构，因其具有法律知识背景以作标准化的支撑。
说媒没错，因为出现了买婚。③张家聚众二十余人抢亲，张柏参与并亲自将封捧儿从封家拖出，与封捧儿成婚。
经上述梳理，可发现，审判过程如第五小节讨论的情节发展，若果真如此演化并非是不可能的，而依本文的理论预设，可能性即为本文讨论的意义所在。第二，因践行者身份差异，张柏抢亲行动与他人抢亲行动，即存在重要区别，此近似婚内强迫亲昵关系与婚外强迫亲昵关系的区别，虽然均可认为使他人恐慌、致社会秩序混乱，但依然难以断定婚内强迫的是非。
《刘巧儿告状》和《刘巧团圆》中的马锡五审判故事，即如此。对裁判员抢亲担忧的处理，实际上寓意着终结一般普通人关于抢亲而发的争论和讨论。